“大學生作業充滿AI味”，問題出在哪兒

學生想方設法使用AI工具、老師不得不化身“福爾摩斯”鑒定原創成色的內耗狀態，顯然并非大學教育的理想樣貌。對此，高校簡單“一禁了之”既不現實，也不合理。如何有效劃定使用AI工具的邊界，才是問題的關鍵。

其實，大學生將AI工具作為學術“小助手”，使其代勞一些前期準備和重復性工作，并沒有什么不妥。比如，在臨近期末、畢業等時期，學生大多面臨多線程任務，時間本就非常寶貴。這時，在準備小組展示時輸入發言提綱，由AI工具轉化成精致美觀的PPT，無疑能省去不少復制、粘貼、調整格式的時間，把更多精力放在打磨內容上；準備畢業論文時，借助AI工具幫助自己檢索主要文獻，在了解相關文獻核心內容后，基于自身研究重點再作精讀，也能提升研究效率。

只是，當AI工具成了純粹的“代寫工具”，或是讓AI代勞過多，以至于出現數據來源不權威、“車轱轆話來回說”等問題，恐怕就逾越了合理邊界。不管是讀書報告，還是小組作業、課程論文，其目的都是鍛煉學生的學術素養和思維能力。對大學生來說，接到任務后轉手“外包”給AI工具，一時是省心了，卻讓自己錯失了寶貴的知識探索、思維碰撞的過程，喪失了自我磨礪、提高能力的機會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

AI工具的使用規范不能是筆“糊涂賬”，相關模糊地帶有必要被進一步厘清。除了在原則上要求學生不能違規使用AI工具外，高校也有必要細化規范，明確AI工具的使用在哪些具體環節是被允許的、哪些不當應用屬于學術不端、是否需要標注使用情況等，并開設相關指導課程，讓學生做到心中有數，養成良好的AI工具使用習慣。

在這一方面，一些先行者的探索經驗值得借鑒。比如，華東師范大學聯合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發布的《生成式人工智能學生使用指南》就明確：學生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GC）時，需對相關內容進行標紅，且直接生成的內容不能超過全文的20%。復旦大學發布的《復旦大學關于在本科畢業論文（設計）中使用AI工具的規定（試行）》也提出“六個禁止”，比如禁止使用AI工具進行研究方案設計、創新性方法設計等。有了細化要求和相應懲處措施后，學生也就有了具體的行動指南。

同時，對于AI代寫情況，也不能只靠教師“憑經驗判斷”。加強高校同業界的合作，推出更加可靠的“AI率”檢測工具，是當下亟需解決的技術問題。在此基礎上，高校才能更科學地界定何為過度使用AI工具，繼而實現有效規范。

當然還要看到，除了偷懶思維外，一些學生之所以會過度依賴AI工具，也有一些無奈之處。就拿畢業論文來說，中國青年報社2021年展開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，近九成受訪畢業生表示畢業論文有難度，57.5%的畢業生感覺學術訓練不夠，不知如何下手。可想而知，當畢業論文截止日期不斷逼近，而自己又缺乏學術指導和助力時，學生便很可能轉而向AI工具“求助”。

這提醒各大高校，在規范AI工具使用的同時，也要“看見”學生寫論文難、整理文獻難等現實困境，通過開設論文寫作課程、強化導師指導職責等方式，全面提升學生的文獻檢索、閱讀和寫作能力，使其面對學術任務時更加從容，不至于被迫向AI工具“求救”。

撰文/任冠青